刘鉴泉先生的“人道”思想研究[1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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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爆发了“与人生观”的大论战，除了主将张君劢、丁文江外，梁启超、胡适、梁漱溟、陈独秀、王星拱、唐钺、张东荪、范寿康、林宰平、吴稚晖等人都卷了进去，事后由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搜集了论战各方的文章，总名为《科学与人生观》于1923年12月出版，其后多次再版，产生了深远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地处西蜀成都的刘鉴泉先生也参加了这场论战，他写了一篇题为《人道》的文章，初稿于1923年，修改、定稿于1929年，历时五年，应该是一篇在思想上深思熟虑的作品。其文与《推十书》[①] 中《内书》的《群治》（1923）、《故性》（1921）、《善恶》（1928-1930），《外书》的《进与退》（1925）、《动与植》（1925）诸篇在思想上有深刻的照应，首先批判胡适先生的“功利主义”，然后批判梁启超、梁漱溟二位先生的自由主义，最后发扬其祖父刘止唐先生“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，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” [②] 的学术思想，显示了刘鉴泉先生作为一名后五四时期思想家的远见卓识。
一
对胡适先生在评价墨子时表现出来的“实用主义”观点，梁启超、梁漱溟、刘鉴泉三位先生，均持反对、否定的态度。但是，他们三人各自的出发点却是不一样的。二梁在“科玄论战”中被吴稚晖等人斥为保守主义，[③] 但是，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思想中已经裹挟了很多有违“吾华先圣”的糟粕。所以《人道》一文批判胡适的“功利主义”只是一个铺垫，批判二梁的思想才是梁鉴泉先生的真正目的。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《人道》一文实际上已经超出了“科玄大战”的范围，刘鉴泉先生从来都不是一位凑热闹的人。
以“西洋的”为“比较参证的材料”而写成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胡适先生十分欣赏墨子。胡谓：“墨子的根本，之处很多，说得最畅快。”“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、制度、学说、观念，都有一个‘为什么’。换言之，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。知道那事物的用处，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。”[④] 这种“应用主义”为上的观点遭到了梁启超与梁漱溟二位先生的反对。梁启超先生云：“墨家凡事总要问个‘为什么’。吾畴昔亦颇喜其说，细而思之，实乃不然。人类生活事项中，固有一小部分可以回答出个‘为什么’者，却有一大部分回答不出个‘为什么’者，‘什么都不为’，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。”[⑤] 梁漱溟先生将孔墨之争向上提升了一层，直谓：“大约这个态度不单是孔墨的不同，并且是中国西洋的不同所在。”并且进一步说：“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断截，把这一截完全附属于那一截，而自身无其意味。如我们原来生活是一个整的，时时处处都有意味，若一分，则当造房中那段生活就全成了住房是那一段生活的附属，而自身无复意味。若处处持这种态度，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为手段——例如化住房为食息之手段，化食息为生殖之手段——而全一人生生活都倾欹在外了。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，而把生活算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。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，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，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。平常人盖多有这种错分别——尤以聪明多欲人为甚——以致生活趣味枯干，追究人生的意义、目的、价值等等，甚而情志动摇，溃裂横决。……，这彻底的理智把直觉、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，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，实在说不上来‘为什么’的。”[⑥]
刘鉴泉先生在批胡的态度上与二梁完全一致，鉴泉先生曰：“胡氏持实验主义功利之说，二梁驳之是也。顾有当分析论者，人生行为固显有目的手段之分，安可皆混？积财以养生，而反舍生以守财，人莫不笑之；设兵以卫民，而反脧民以供兵，人皆恶之。本末之间，岂可无辨？顾凡诸意义，推论至人生而止，更求生之所为，则用无答案，此本无有，非求者之不力而未工也。西方之人，多求生之目的意义，价值终结，求之不得，遂成悲观主义。”[⑦] 刘鉴泉先生在二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，语言犀利、尖锐，切中要害，强化了梁漱溟将儒与墨的争议引向中国与西洋的争议路径。所不同的是，刘鉴泉先生在《人道》中大量引用了柏格森、托尔斯泰、叔本华等学者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言论来说明，西方文化务求于外的人生观最后必然导致“物物而物于物”，人生所以倚赖的精神必将丧失的悲观主义。用刘鉴泉先生所引托尔斯泰的话来讲，就是“吾觉吾前此所借以立足者，今已破坏。两足空无一物，吾遂无以为生。”[⑧] 在笔者看来，这些材料的引用，并不仅仅说明刘鉴泉先生在反对西化的层面上认同梁启超、梁漱溟二位先生的观点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它说明了刘鉴泉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，理论视野宽广，对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相当了解。换言之，文章将要提出的重要观点，实际上是刘鉴泉经过反复斟酌，认真思考之后取得的思想结晶，是有厚实的资料作为论证的基础的。
不过，在刘鉴泉先生看来，二梁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，因为早在朱元晦那里就已经进行过讨论：“朱元晦门人哲学论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