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论近代西方“本体论”的发展(4)[1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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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本体论”的“本原”回归
本原问题是哲学诞生之初所关注的问题。早期的自然派哲学家们毕生都在探求世界的本原，然而他们找来找去，换来换去，始终不能绕出感性的圈子。而感性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特殊事物，具体而特殊的感性物质必然又由其它的物质构成，如此反复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感性世界找到那个世界的“第一因”。要寻找这种“第一因”，就必须有对感性世界的超越。超越者出现了，他就是巴门尼德，但是巴门尼德虽然找到了“思维”这个非感性世界的物质，但他又回避了关于本原的追问，即回避了追问客观思维来自哪里。因为客观思维法则来自于logos，而logos的法则是人心固有的，是普遍的法则，是先天自明的，无须也无法追问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主要继承了他的这种学说，只是由于这种原本该被追问的问题的无限搁置，导致了师生二人的争论，即“思维”与“存在”（或说“精神”与“物质”）到底谁决定了谁。

但是，柏拉图始终无法真正解决“理型世界”与“感官世界”的联系问题。“理型世界”是自在自为的，“感官世界”又是不可认识的，那里不存在真理。“感官世界”是对“理型世界”的模仿，究竟怎样模仿？于是他虚构出了一个物质，将本来存在于“理型世界”的真理安放在“感官世界”的质料上。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人的影子。尽管他说人可以通过灵魂认识真理，但这也只是灵魂对它曾今居住过的理型世界的回忆。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，真理蕴含在感官事物之中，是质料的形式，真理的实现是质料的潜质的实现。难道真理真的与人无关？真理到底有否本原？

关键的人物终于出现了，他就是笛卡尔。笛卡尔对以前所有的哲学理论统统怀疑，他认为这些学说都不可信，除非一切都被证明。于是他从怀疑开始，一直怀疑到无法怀疑为止，即寻找到真正的公理。他采用了数学的方法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，就是“我思”，因为当他在怀疑一切的时候，他必定在思考，如果不思考那么怀疑就无从谈起。这就是奠定了他是“近代哲学之父”的那个著名的命题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因为他在怀疑，他可以怀疑一切，但他怀疑一切的行为却是无可怀疑的，因为他在进行“怀疑”这项活动，所以“怀疑”的主体“我”也是存在的。

前面在讨论巴门尼德发现“思维”的过程时举过一个例子，即“X是红的。”在这个例子里面，巴门尼德发现真理来自于那个“是”，这个“是”乃是一个客观的思维活动，所以真理来自于客观的纯粹思维。但是，思维的主体又是什么呢？仿照笛卡尔的命题，我们会发现“X是红的”这个判断正是由“我”这个主体来得出的，也就是“我想X是红的”。这个命题与原先的命题又有何不同？发出判断动作的对象变了：原先是“是”作出思考，作出判断，现在则是“想”在判断。因此，如果没有“我想”，X何以是红的？即没有“我想”哪里来的“是”？所以说，X的存在是“我想”的结果。“我想”才是思维的真正出发点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

然而必须注意的是，在这个命题中，笛卡尔真正要找的不是前一个“我”，而是后一个“我”。前一个“我”是具体的、感官的“我”；后一个“我”则是被“我思”证明了的纯粹的“我”，是纯粹思维本身。这个“纯粹的思维”与巴门尼德的“纯粹思维”有何不同呢？笛卡尔的这个“纯粹思维”是被“我思”证明了的，是无可辩驳的真理，而巴门尼德的则是被规定的，缺乏证明的东西。由“我思”证明了的“我在”，与巴门尼德的被客观纯粹思维规定了的感性事物的存在不是一回事，因为那是一种缺乏有力证明的存在。“我思”被确定了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实体，“灵魂是思维着的实体。”因而，“我思”肯定是某些真理的本原。

于是，本原问题重新回归。

但是，笛卡尔并未就此满足。他进一步发现精神有精神的实体，那就是“灵魂”，物质有物质的实体，那就是“扩延”。“灵魂”是属于意识的，所以不可分割，且不占空间；“扩延”是没有意识的，且可被分割，占有空间。这两种本原都来自于上帝。

那么，笛卡尔的本原说与早期的自然派哲学家的本原说有何不同呢？自然派哲学家找到的本原都是感性世界的物质，他们都可以被再次追问；而笛卡尔已不是简单的重返，他用思想的实体范畴来规定本原。所以这种回归，其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越。

笛卡尔有两个世界的本原，因而他是“本体论”的“二元论”，只承认有一种实体的就是“本体论”的“一元论”：若以“灵魂”为实体，则是“唯心主义一元论”，若以“扩延”为实体，则为“唯物主义一元论”。

笛卡尔的意义在于两点：一、他破旧立新，将真理拉回到了人的内心；二、他重新拾起了柏拉图所丢弃的不能被认识的、非存在的“感官世界”，并将它作为“灵魂”所渴求的对象加以重视。

于是近代“本体论”从笛卡尔开始，在以主体性思维为核心共同前提下，重提本原，共同探索精神如何与物质相结合，以哲学论文